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要: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发展由注重强调市场需求的“有没有”向注重供给的“好不好”方面的转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理论内涵，是解决经济发展“滞胀”的有效对策，与需求侧管理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做好“转型、创新和改革”方面的工作，才能真正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体制机制问题，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各种潜在风险的危害性不容低估。无论从改革本身的逻辑关系还是从我国发展的实际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主战场”，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破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难题，实现经济发展由注重市场需求的“有没有”向注重供给的“好不好”方面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路，是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数量到质量深刻转变的新要求，更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新举措。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

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要求我国必须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一个综合性结果，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导致人口红利逐步消减。随着老龄化步伐加快，2014年末我国老龄化率已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未富先老”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我国老龄化率的上升，必然会抬高劳动力成本，使得劳动力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大大增加。在自然环境成本方面，随着国家日益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整治力度，企业治污成本、安全成本大幅增加，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资金压力骤增。在技术进步成本方面，“企业为应对成本上涨，往往会加大设备和技术投资”［1］，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产品更新换代。但这种生产方式的成败与否，取决于企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性。在现实生产过程中，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往往会变为“沉没成本”，导致企业负担更为沉重，甚至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致命打击”。因此，企业生产成本上涨，就必须提高商品价格以保证企业再生产;产品价格过高，产品就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形成“滞销”的不良局面，进而导致“经济停滞”。

(二)产品供需错配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469，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表明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因为消费支出占富人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形成有钱“花不出”的局面;消费支出占穷人各项开支的比重增大，但穷人为保证生活的刚性支出及免除生活的“后顾之忧”，一般是将钱存储而“不敢花”，这就导致市场需求日益低迷。“十三五”期间，我国将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未来5年内，“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发展型消费需求将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30%左右”［2］。更为严重的是，我国产品与国外产品在质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导致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我国目前呈现出一种“富人有钱不用消费、穷人无钱不敢消费”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灵活性。由此可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供需错配”，一方面是需求刺激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是中国居民在海外购买力日益旺盛，导致国内产品“滞销”。

(三)资本边际效率下降

按照凯恩斯的定义，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这种贴现率正好使一项资本物品使用期内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等于这项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者重置资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国内投资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增加生产成本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降低就会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意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过快，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第二产业中基础部门和加工部门的投资结构也相应失衡，导致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突出地表现为加工工业投资增长较快而基础部门投资增长相对落后。“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3］同时，我国工业产业链基本上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造成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四)杠杆率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资本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等一次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等二次产业转移，带来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4］，经济增速加快催生了结构性加速现象，也导致了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我国总体债务规模仍处于可控状态，但国家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仍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体上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政府偿债压力较大，有的甚至资不抵债，这就存在着债务的局部风险。因此，“去杠杆”就必须下决心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扭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控制其软预算约束下的高负债倾向。

(五)市场机制运行不畅

“新常态”意味着生产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在“旧常态”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当程度上依靠的是在招商引资中拼土地、拼资源、拼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以快速增长为核心、经济结构以简单复制为重点、经济效果以GDP增长为目标”。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处于一种扭曲关系，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累积，主要表现为“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这既是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更是发展质量给发展速度带来严峻挑战的表现。我们要把握现代经济产业发展方向，靠产业化的创新机制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制度变革”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发动机”，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经营的效率，而且会提供技术进步的强大诱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活动的制度基础，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这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内在逻辑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供给侧为改革突破口，在制度、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行业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机制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就理论的发展逻辑来看，“供给侧改革”理论的背后是供给学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有其自身的理论内涵，与需求侧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需要对之进行认真分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发展逻辑

供给学派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世纪70－80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困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通过减税等方式有助于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1.萨伊定理。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产品是以产品购买”的著名论断。萨伊认为，一项商品生产出来并与他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人们总是拥有无穷的欲望，但欲望却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才具有消费能力。因此，萨伊主张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减少税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萨伊定理”失效，导致“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批评“萨伊定理”忽视了货币参加流通使得产品在买和卖的时空上发生分立，明确提出“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凯恩斯主张，由国家实施调控，刺激消费，通过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西方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滞胀”的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解决“滞胀”这个发展难题，美国学者阿瑟·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理论。

2.拉弗曲线。为纠正“凯恩斯主义”过分注重刺激需求的错误做法，新供给学派认为人们欲望无穷，消费只是生产的自然结果，根本不需要考虑刺激政策的问题。因此，当消费产生不足的时候，那就是因为生产环节即生产侧出现了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来促进企业生产，以达到增加税收的实际效果，此即为“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加税”。“1974年，拉弗为了说服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的困境，即兴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抛物线，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也被戏称为‘餐桌曲线’。此理论得到同来赴宴的《华尔街日报》副主编贾德·万尼斯基赞扬和宣传而闻名。”［5］“拉弗曲线”提出的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并主张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拉弗曲线”意为，政府的税收与税率的关系存在着一个关键转折点，政府税率高并不等于政府的实际税收就高。因为税率太高的话，企业就有可能撤资，导致经济活动萧条，政府反而收不到税。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万尼斯基将这种新办法命名为供给侧管理或改革，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针锋相对，这套新理论也叫做供给经济学。但是，“拉弗曲线”仅是为解决“滞胀”问题而描述的长期经济条件下税率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缺乏对短期效果的评估，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3.“供给革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不仅对凯恩斯经济学构成根本性挑战，也掀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由派政策的不满。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明确提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里根的施政纲领主张，通过大幅度的减税计划来支持企业发展、解除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来激活市场机制、削减社会福利来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来实现自由贸易，被社会各界认为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通过这些有效举措，美国“滞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里根的“供给革命”并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里根任内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大幅膨胀，占GDP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导致美国沦为全球最大债务国。实际上，减税也没有出现“预料效果”，因为里根任内的经济增长是复苏性质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其催化剂。里根后来推出1986年税改法案时，就将政策重点转向减少市场机制扭曲，放弃“减税”主张，表明“供给革命”基本失败。

里根的“供给革命”，本意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激活微观机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解决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但是，从微观效率改进到宏观产出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传导过程，难以产生里根期待的“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在政府引导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更为深入地干预企业生产，致使行政权力扩张，进而产生权力“寻租”或权力腐败行为，导致“萨伊定理”逻辑链条的“中断”。里根供给革命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采取的政策仅仅局限于局部调整，改革举措也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这对于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警示意义。

(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差异比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使经济增长提质增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必须落到结构改革上，与需求侧管理具有较大的不同。需求侧管理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管理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实际上，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在兼顾需求侧的同时以供给侧为主导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改革指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产者，着重从供给角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主要着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减免税收，鼓励生产者推动技术创新，来提高供给方资源的配置效率，以达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需求侧改革指向是消费者，主要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以此来拉动消费。

就改革效果来看，供给侧改革由于政策传递到企业，再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生产过程需要长期才能见效，这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要求改革者具有远大的抱负、足够的定力和相当的智慧才能够取得成功。供给侧改革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生产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产能。需求侧改革注重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鼓励居民消费，具有见效时间短、效果更显著的特点。

就改革政策来看，需求侧改革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产品增量，无需承担消化“存量”的任务。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就是短期内刺激需求，来防止经济衰退。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减少税收，增加政府投资;当经济过于高涨的时候，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投资，保持经济的相对平衡。供给侧改革主张通过减税释放企业活力，刺激经济基本面增长，主要是通过管制、监管和结构性政策调整等政府干预措施，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更新换代、区域空间协作、行业政策协同。其任务不仅是增加“增量”，还要消化既有的“存量”，根据“不破不立”的原则清理“僵尸企业”。供给侧改革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创造有效需求，还可以在不增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在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解决“滞胀”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在供给而非生产端，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因为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这就需要从消费者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定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质在于把握消费端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一定的破坏性意义，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需要“创造性破坏”才能达到“破旧立新”的效果。其实这种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常常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总会有人从旧的产业转向新的产业。实际上，创新的同时就是淘汰。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在淘汰落后产业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一定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过多、过深、过激，就有可能产生权力腐败，导致市场失灵、制度创新不能到位、破坏社会公正、透支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激化社会动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要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正确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规范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我国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并非是对美国供给学派“供给管理”的简单复制，而是着眼于中国发展实际，更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和企业长期发展的活力，来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持续平衡。

实际上，“供给侧”可分为产业层面、要素层面和制度层面三个层面的供给，蕴含对应着“转型、创新、改革”。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题，内在地体现出“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的逻辑关系。

这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优化资源配置，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

要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就必须改造传统产业，以产品创新为主导，以工艺创新为手段，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公共产品为保障，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首先，要着力推进产品创新。推进产品创新，必须把创新摆在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要着力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要培育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要积极运用新工艺，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领域的创新步伐，创造出质量好、品牌佳、受消费者欢迎的具有竞争力新产品，才能提供有效供给，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其次，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粮食供给问题、食品供给问题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为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就必须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整合农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提升国内粮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就技术而言，实现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信息化生产，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要将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与移动互联网、高新农业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资金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

再次，要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社会自筹自支的形式，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公共服务品的供给上来，进而加大对公共汽车、地铁、学校、公园、医院的修建力度等。这就必须通过定价机制改革，给社会资本以合理投资回报，来引导资金的流向。公共产品价格调整还要兼顾民生，根据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原则，多向西部和革命老区倾斜，加强对偏远地区医疗场所的建设，提高乡村医生临床医疗能力，让人民共享公共产品的供给。

(二)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引领经济“新常态”，归根到底要求激活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就必须把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为主线，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从要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变。

第一，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则，研究制定系统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地通过市场化自主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的化解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消化过程，需要企业来调整资源配置，压低过剩产能，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发展方向，寻找新的市场需求，改变经营模式。这就要求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应等。为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必须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与国外产品形成良性竞争发展格局。

第二，建立“统一开放、服务完善、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就业准入、登记管理、就业服务、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政策扶持”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和专业化队伍建设，形成省有数(人力资源总体数据)、市有库(人力资源和就业、创业、培训实名制信息库)、县有档(人力资源、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新增就业档案)、乡镇(社区)有台账(就业创业人员信息资料台账)的高效快捷人力资源信息网络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金、养老保险制度，妥善解决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从而解决“转得出”和“留得住”的问题。

第三，加强产品市场治理。现在我国市场上仍然有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使得消费者无法辨别国内市场上产品的真假、优劣，也就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商业欺诈，导致各种假冒品牌、劣质商品大量充斥市场，恶化了国内产品“声誉”。如果不运用法律手段实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有效治理，就难以解决困扰消费者心中缠绕的“症结”，也就不能够提振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这就必须对那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业欺诈者予以重处和严惩，才能够有效净化市场，改变市场供给结构，促进供需平衡。

(三)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就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由市场机制来自发有效地配置资源。

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二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积极探索经营者员工持股，充分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和抵抗风险能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以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经济结构布局，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创造力。

三是积极防范金融风险。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必须加快财税体制和分配机制改革，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和环境，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还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加大财政对成立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引导，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大力支持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创建“金融超市”;针对性地开发符合中小微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要加强对科技型、创新型、创业型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最终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在有效防范风险的过程中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延平，周开让．加快技术进步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出路［J］．经济纵横，2013(9):8－11.

［2］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J］．中国井冈山学院学报，2014(6):9－16.

［3］楼继伟．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J］．求是，2016(1):21－23.

［4］田俊荣．新常态新飞跃［N］．人民日报，2014－12－01(5).

［5］李珍，刘志英．拉弗曲线的深度分析———兼析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政策涵义［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