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中的新时代不是一个泛指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特指概念，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当前时代特征的概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由经济全球化的后来者变成领跑者，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体系中成为重要的一极，中国开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并提供中国方案。新时代宏伟目标的实现即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精神依托依然扎根于传统文化中。回顾历史，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割裂传统，回到当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与民族心理建立现实联系。在判断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借用习总书记提到的四条标准，即“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需建立在全面理性、系统批判的实践思维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宝贵经验，建设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发挥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学校系统、杰出个人等传承主体的作用，通过文化场馆、大众传媒、开发利用、数字技术、民间活动、学校系统、师徒教授等方式将中华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伦理精神、社会制度、知识体系、民族艺术、生活方式、节日习俗等传承给青少年一代。

【关键词】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新时代可以是一个泛指的时间概念，任何时期我们都可以对以前的工作进行总结，得出某项事业进入了新时代的结论，例如常见的就是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走进了新时代等等。但是本文中的新时代是特指的，就是十九大报告中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新的时代特征作出的论断。这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新时代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启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进行了总结，认为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再加上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举措的配套施行，解决了一些中国社会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办成了一些谋而未成的大事，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虽然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外部环境等方面又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巨大的变化对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量变发展到质变，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新时代”的论断。

一、何为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原文这样描述这个新时代的本质内涵：1.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2.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3.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4.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5.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五个内涵厘清了新时代的历史脉络，指出了中国要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指明了新时代实践主题，要完成怎样的历史任务、进行什么样的战略安排；凸显了新时代的人民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明确了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思想、达到什么样的发展目的；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宏伟目标；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国际地位、要对人类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对比以上新时代的本质内涵，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会对中国社会发展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以及这个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众所周知，中国曾经拥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中国在新一轮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落后了，成为新兴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欺压掠夺的对象之一。当时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担心中国是否会亡国灭族，从那时起民族复兴就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梦想。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开始了向外学习先进的技术、制度、思想、文化以求民族振兴的艰难历程。这当中有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戊戌变法”，有孙中山、黄兴等的“三民主义”，所有人的探索努力、流血牺牲、经验教训都是中国共产党日后取得成功的宝贵财富。在各种艰难的探索中，有一群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共产主义作为了自己的信仰，这种选择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偶然性。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自由、民主、博爱”的理想国家，激发了被压迫民族人民的美好梦想。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指明了路径。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将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后当即宣布废除与中国签署过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历史环境和因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清流迅速赢得了当时中国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的推崇。这群理想主义者还真的就靠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自己的政党、军队，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自己的新国家。这又是一个历经磨难的艰苦历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惨痛的教训。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人们不禁要怀疑社会主义是否还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中国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自从成立以后不断发展自身的理论，纠正自己的错误。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继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人民富裕起来。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风气变坏，党内腐败，环境污染等。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继续为此作贡献，进一步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回答了究竟要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随着党的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也日益从富裕走向强大。

当今的世界依然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时代。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没有出现理论界所担心的掉入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陷阱，反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当中所占的分量，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影响与以前大不相同。特别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形成经济全球化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成为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我们从经济全球化的后来者变成了领跑者。这是新时代的第一个重要的标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作为世界多极化当中一极的中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日本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一种形态。但是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让其他国家的人们感觉到中国的模式也是可以借鉴的，其政治模式的高效率也受到福山等学者的肯定。中国成为引人注目的一极，这就是第二个新。从国内来看，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世界上其他想要快速发展又想保持自己民族独立性的国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图景，中国开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与方案。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第三个显著标志。

二、新时代为何需要传承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精神依托必然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这一点中共历代领导人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P34)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曲阜后又对繁荣发展传统文化的战略作出重要论述，继续要求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个论述实际上对什么是我们当代需要传承和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界定，即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文化创新成果，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文化需要创新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2015年5月4日他与北京大学学子座谈，也多次提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在十九大报告中他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党代会报告和领导人讲话中的这些结论性的语言进入到学界还需要进一步详细推理和论证。而不是大家都用大而化之的口号式语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繁荣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一笔带过，似乎这些概念都是大家已经形成共识的尽人皆知的常识，其实不然。虽然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都对传统文化进行过严厉的批判甚至是扭曲地污名化，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几千年来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基因不会因为几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就能够轻易消除。即便这种文化基因是与现代价值体系冲突的，被视为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我们都不能无视社会现实认为其可以被轻易去除。学界所要做的工作恰恰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与明辨，到底哪些“精华”，哪些是“糟粕”，对这个学者们倒不妨各抒己见，各陈其词。新时代到底为何需要传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回顾历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时期都使本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断裂和复兴的过程。彼得大帝的太子阿列克谢声称自己是俄国古老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维护者，带头反对父亲的改革，最后父子反目成仇。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发布了一连串文明开化的法令，目的就是废除日本中世纪以来的风俗习惯，鼓励和移植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大搞欧化运动。文明开放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使得日本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改说英语，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的激烈冲突。二战后的日本虽然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按照西方民主社会架构重新设计国家的体制，但依然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和妥协保留了天皇制。这就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和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固然我们已经搭建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人民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框架，但是我们向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发展的时候仍旧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任何一个伟大复兴都是传统与现代融合通汇的进步过程，是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现代化固然是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及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但现代化的核心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状态，是处于现代化阶段的现代人本身的基本心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态度。”[2]

回到当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思想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及其传播、发展的过程来看，是当时一部分社会精英为了民族救亡进行的主动选择。这部分把共产主义当做终生信仰的人用自己的牺牲和奉献换来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一直走在本土化、大众化的道路上，提升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长期实施，尤其在教育系统，马克思主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是各级学校都在严格执行的政策制度。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普通大众生活领域中，在社群伦理层面，马克思主义并未起到充分的整合、协调的价值，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因为传统伦理的衰落和新价值观没有完全确定而出现了各种问题。国家层面也在不遗余力对国民价值观进行塑造，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因为各种因素大多停留在文件层面和宣传口号层面，难以融入人民群众的心里，成为指导其日常生活的价值规范。马克思主义带给了中国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观，这是传统文化所没有的，但是这种现代化的变迁必须与长期积淀起来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建立起某种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后，才能逐渐克服传统文化的障碍，将其中对现代化进程的抑制力量转变为推动力量。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区分和辨析，哪些文化是需要传承和发展的优秀文化，哪些是必须抛弃的糟粕。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无论是科玄之辩还是体用之争，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是不能绕开也必须面对的话题。可以说站在现代化的立场和角度是我们当今判别精华与糟粕的一个基准线。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用传统文化负累说解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更何况儒家文化和君主专制到底是谁影响了谁还不好作出明确的判断，文化与政治环境本身就是互相作用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体，是约5000年历史中延绵不断的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生活在中国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具体判断的过程中，可以借用习总书记提到的四条标准，即“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以唐诗为例，只要千年后的人们依然能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仍旧在感慨“江上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继而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叹息，唐诗就不会失去生命力，始终在华夏子孙中代代相传。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今天社会依然被人们所需要的、所认同的、同时也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所喜爱的传统文化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需要我们传承并且发扬光大的。至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已经不为现在人们所喜爱的，可以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像鸦片、小脚、太监等文化中的糟粕只能以历史资料的形式存在了。

三、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要明确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有学者提出了，“确立科学理性的总体性发展思维，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系统批判思维，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以及功能互补的实践思维。”[3]当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国家战略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是个别儒学研究者或者与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的学者借机无限夸大传统文化的价值功能，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大力张扬一些条目式的正向价值，肆意鼓吹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社会上各种所谓的国学大师层出不穷就是打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幌子谋取个人的名利。也有个别地方政府借机发展地方旅游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本身就是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方式，本来无可厚非，只是要防止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大搞庸俗低俗的文化活动，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伤害。在学术界还要防止将文化价值中的文本道德性与现实社会中能够达到的道德性混为一谈，过度拔高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使得优越的道德价值原则与基本的人性欲求相脱离，造成一些政策制度文件的制定脱离了社会现实存在。

其次，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宝贵经验。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最主要的做法就是重视立法，实现文化传承的法制化。例如法国在1840年就颁布了梅里美《历史性建筑法案》，这部法案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法律。随后又相继颁布过《历史文物建筑及具有艺术价值的自然景区保护法》、《历史街区保护法》等。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也通过《古社寺保护法》、《国宝保存法》等促进传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韩国也受日本影响于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全国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系统传承。这些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确保文化传承体系的正常运转。例如日本从文化厅到各部、道、县的教育委员会都是负责文化遗产直接保护和管理的机构。同时这些国家特别注重全民参与，尤其是发挥传统文化传承人的作用。例如日本和韩国的“人间国宝”制度，对这些民间技艺的传承人给予法律的保护、物质的支持和精神的赞誉。法国有一半的文化遗产由私人管理，全国有1.8万多个文化协会负责保护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再有就是重视经费的投入和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例如台湾地区注重大学相关文化资产系所及大中小学的艺术社团发挥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日本规定中小学在学期间必须观看一次能剧等传统文化艺术。

最后，要建设完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如下图所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图

笔者认为系统的构成要素有：传者与受者、传承内容与方式、保障体系等。在一个社会里，传统文化的受者很明确，就是社群中的青少年群体，这是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任何文化都是要靠年轻一代往下传承的。传者相对来说类型较多，当前承担主要传承职能的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学校系统和杰出个人。传承的内容是中华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伦理精神、社会制度、知识体系、民族艺术、生活方式、节日习俗等。具体表现为以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以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以民风民俗、日常生活为代表的社会生活文化。不同的传承主体采用不同的传承方式，相对来说政府掌握的资源最多，可以采用的传承方式也最多。政府可以使用公共资金建设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等，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大众传媒资源，可以借助专业机构进行开发利用，同时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也最有优势。例如用数字技术对圆明园实景复原等大型工程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民间组织通常也会利用小型的民俗类、艺术类、文化类场馆进行文化传承，更多地还是结合民间传统节日开展各种类型的民间活动。学校教育通常采用的方式就是将传统文化内容纳入到各级教育系统的教学内容里，和发达国家相比，学校系统对社会公共场馆的利用不够充分，校内教育与社会资源严重脱节。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无法替代的载体就是民间传承人。日本韩国之所以搞“人间国宝”工程也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担负民间技艺传承的杰出个人。随着这些个体年事渐高，子孙又不愿意继承，传统社会的转型和民间各类机构的消亡，必须由政府出面通过各种政策保护和经济支持，将这些民间技艺传承下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技艺已经不再具有谋生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历史文化价值。在这个传承体系中政府还承担着一项重要职能，就是通过立法、建立专门机构、投入经费等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

［2］高宣扬.马克思与现代性的悖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

［3］孙文亮.论新时期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思维［J］.齐鲁学刊，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