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干预措施的伦理剖析及道德辩护
【提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感染者数量迅速增长，疫情不断蔓延，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形势异常严峻。各地迅速采取封锁疫区、患者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防控措施。本文依据公共卫生伦理的效用原则，对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封城、隔离等紧急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进行伦理剖析及道德辩护。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干预措施;伦理;效用原则
公共卫生伦理是一门研究公共卫生行为规范的伦理学科，主要探讨与预防疾病和伤害、促进群体健康相关的规范［1］。公共卫生伦理研究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的整体价值和群体的身体健康，从群体层面探讨公共卫生领域的公民权利、政府责任、社会公正和人权等伦理学问题，主要研究传染病防治中的公共卫生干预、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等伦理问题［2］。公共卫生伦理学要为公共卫生各领域行动制定社会规范或伦理标准，对拟采取、正在采取、计划采取以及已经采取的行动(包括政策、规划、项目或措施)进行伦理评价［3］。因此，公共卫生伦理学的伦理原则是评价公共卫生干预行动的伦理框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在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公共卫生伦理研究的重点在于保护人群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必然考虑在疫情流行期间个体或群体受到的限制，个体和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及其之间的关系及冲突等问题。在传染病暴发的情境下，如何快速有效地切断传染源，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为了防控疫情必然会采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如封锁疫区、强制检疫与隔离、公布传染者部分信息、对公众发布疫情数据等。有些干预措施会引起公共健康利益与个体或群体自由隐私等权益之间的冲突，为缓解这些冲突，公共卫生伦理可对这些干预措施进行伦理解读和道德辩护。
1研究背景
2019年12月份，中国武汉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病毒传染性强，感染者数量迅速增长、疫情不断向其他地区蔓延，对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形势异常严峻。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4］。随后，湖北省及其他省份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采取封锁疫区、患者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发布1号通告，要求“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1月25日发布9号通告，对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5］。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采取的最严厉的防疫措施。采取这些措施是否有必要，效用如何，又会带来哪些正面效果和负面影响，且两者的比值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以公共卫生伦理原则中的效用原则为主要理论依据，对武汉在新冠肺炎防控中的“封城”等公共卫生措施进行伦理剖析和道德辩护。
2理论依据
Childress等［6］认为，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在伦理上需符合有效性、相称性、必要性、最小侵权和公示理由这5个正当条件;Spike［7］提出程序正义原则、最小限制选择原则、预防原则和社群主义原则等公共卫生伦理原则;Schrder-Bck等［8］提出非恶意、行善、健康最大化、效率、尊重自主、公正、均衡等伦理原则，用于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道德培训短期课程;翟晓梅等［3］建议将效用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共济原则、相称原则作为公共卫生伦理原则。这些理论在道德推理和伦理决策中能够指导具体行动，其中效用原则或有效性是各公共卫生伦理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在对多种公共卫生行动选项做出选择时，效用原则是第一标准，如果某个行动选项符合所有其他伦理原则，但效用较差，也应该被放弃。
在公共卫生情境下，效用是指某一行动给目标人群或全社会成员带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损伤的好处，与可能给相关人员带来的风险、负担或其他负面影响之间的比值［3］。效用反映了某一公共卫生行动带给目标人群或全社会成员的总的影响效果。效用原则强调全面评价行动的正面效果与负面影响，在防控传染病这一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中，判断是否实施某种公共卫生措施，需要全面评价其影响效果，具体需要分析该措施实施的必要性，以及该措施给目标人群或全社会成员带来促进健康、预防传染病和伤害的正面效果，给相关人员可能带来的风险、负担及其他利益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正负后果之间的比值，即分析受益与风险的比值，比值越大，则该措施效用越高，并且比值需要大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正面的公共卫生效果。此外，还应考虑此措施是否能够在谋求受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相关个体或群体的危害最小化，使之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体现社会的正义公正，互助共济的原则。
3研究内容
3．1封城等措施的必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武汉封城等措施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3点:(1)疫区人口规模大。武汉有户籍人口900万，另有常住人口500多万，加之春运回程人员，人口规模可达1 000万以上。疫情暴发时正值学校、春节放假时期，大批人员流动有进一步加快病毒传播的风险，因此及时控制疫情中心的人口向外流动，可以有效地减缓病毒进一步向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蔓延的趋势。(2)疫区地理位置特殊。武汉是处于我国腹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春运巨大的客流规模无疑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在春运高峰期间果断关闭离、进汉通道，减少交通客流量，有助于更好地防止疫情传播。(3)病毒的未知性和高传染性。2019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是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在疫情暴发初期医学界对此病毒的传播途径、潜伏期等没有明确的科学认识，但已有病例显示病毒的传播能力极强，所致疾病没有特异的治疗方法，有一定的致死率，对公共健康危害极大。随着科研攻关的展开，1月20日医学界证实病毒具有人传人的特性，这为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预防和阻断“超级传播者”的出现与流动是抗疫的必要举措。
由此可见，作为疫情暴发的中心，武汉的首要目标是遏制病毒扩散，为实施更多的防控措施争取到更多空间。封城等措施是为控制疫情的快速蔓延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但也是与病毒赛跑的抗疫危急时刻的必要举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也肯定了武汉关闭公共交通的举措，认为这将减少新冠病毒传播，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影响降到最低。
3．2封城等措施的受益和风险根据公共卫生伦理效用原则，公共卫生方面采取的措施必须考虑给目标人群带来的受益和可能的风险，尽可能使受益大大超过可能的风险，即效用越大越好。
新冠肺炎爆发期封城等措施的受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可阻止新冠病毒从疫情暴发中心向中国其他地区甚至国外扩散和蔓延，预防新冠肺炎在其他地区的爆发及由此造成的损伤，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给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感染风险和健康危害。(2)可降低新冠肺炎在武汉市内通过公共交通系统进行传播的风险，阻断“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和流动，有利于新冠肺炎的防控和治理。(3)截断从武汉市向外地输出的病源，预防外地疫情大规模爆发，有利于国家统一调度全国有限的卫生医疗资源到武汉市进行抗疫救援，对于疫情防控全局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这些举措也带来了可能的风险:
(1)武汉市医疗设备、药品和医务人员的短缺可能导致市内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2)武汉市作为国内中部特大城市，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保障民生，物资短缺可能造成物价上涨，影响居民生活。(3)武汉市内公共交通基本停运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不便。
可见，封城等紧急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在宏观角度能够给群体带来健康受益，但同时在微观层面也会给特定人群造成可能的健康伤害和其他风险。因此，应该注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干预措施不能为了追求受益而简单整合个人和群体的利益与负担，而是需综合整体评价某个干预措施的正面和负面后果，且应将其给特定人群可能带来的伤害与风险降至最低。
3．3封城等措施的受益最大化和伤害最小化根据公共卫生伦理，公共卫生措施不应任意、无谓地伤害某些个体利益来促成最大的健康受益结果，而应在不可避免地伤害某些个体或群体利益的情况下，以伤害最小化为前提，使整个人群的健康受益最大化。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中，为了快速地控制急性传染病疫情，对某些个体或群体利益的伤害不可避免，但是相关措施应符合伤害最小化、受益最大化的原则。
封城等紧急公共卫生措施受益最大化原则体现为以下两点:(1)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通过封城等措施有效地切断病毒传染源，把疫情控制在某一领域，防止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维持全国其他地区良好的公共卫生现状，避免出现类似的大规模疫情，保障最大范围群众的健康安全。(2)在封城的同时，国家统一调度全国医疗、卫生物资及医护工作者驰援武汉，倾全国之力集中救援武汉等重灾区的感染者，以快速发现并有效地治疗感染者，保证特定人群的最大健康权益。从而实现全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给全体人民群众带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最大受益。
在如SAＲS、新冠肺炎这类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的危急时刻，封城等措施可以保证最大群体受益最大化。但因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特定人群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如何将牺牲和伤害降到最低程度也是政策考虑的重点。新冠肺炎疫情中封城等措施的伤害最小化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倾全国之力保障疫区的医疗救治。为解决武汉市医疗物资及人员的短缺，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29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军队系统积极组织万多名全国优秀的医务人员支援湖北省武汉市。为了加强对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支援力度，根据国家统一安排，19省市医疗队驰援武汉市以外的湖北16市州。全国医疗物资优先供应湖北，为解决床位短缺、收治力量不足的问题，快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收治重症患者，抢建多所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征收多家党校和高校作集中隔离观察点;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这4类人员分类集中收治，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且政府负担群众在诊治与隔离期间的医疗和生活费用;为彻底切断潜在的传染源，各基层组织及公安等部门采取入户排查、自测自报相结合等方式，对辖区居民进行全面排查，避免居家聚集性感染。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将疫情对疫区全体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伤害降到最低，也体现了公共卫生伦理中的卫生资源分配均衡、共济互助的原则。(2)全国总动员保障疫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为了使疫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除国家统一调配外，全国多地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武汉市及湖北省受灾严重的地区进行了大力的、持续的卫生及生活物资捐赠，社会各界企业及个人踊跃捐款捐物，灾区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得到保障。同时，各监管部门加强管理，确保物资分配公正有序，避免物价被哄抬，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的正常运转，将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3)为解决市民居家出行不便等问题，武汉市紧急征集6 000辆出租车分配给中心城区，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自2020年1月25日起，为辖区居民出行提供免费服务。此外社区居委会为生活不便的居民上门免费提供送餐、送菜、送药等居家服务。
由此可见，公共卫生干预行动的制定和实施者已尽力将行动带来的伤害最小化，虽然仍影响到特定人群的活动自由、经济利益等权益，但在疫情暴发的非常时期，牺牲部分保全大局的非常之举不可避免。从危害最小化，受益最大化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紧急卫生措施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小的，也可以得到公共卫生伦理的道德辩护。
3．4封城等措施的效用由于公共卫生行动的影响面大、涉及人数多、社会成本大，因此绝不能采取徒劳无功的干预措施。根据公共卫生伦理的效用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公共卫生不能采取无效或效用很低、得不偿失的措施。武汉市等地封城等措施是否有效，效用如何，可依据权威部门的相关研究统计进行探讨。
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封城以来，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2020年2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已出现积极的变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超过7万新冠肺炎病例的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1月11～20日之间确诊人数暴增5 417例，并在1月的最后10 d彻底暴发，新增26 468例确诊病例(湖北省占74．7%)，但在2月份的前11 d内新增病例减少至12 030例，自2月2日开始持续下降［9］。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情况，自2月4～19日，除湖北省外全国其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总数已连续16 d下降［10］，通过分析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11］可见，湖北省除武汉市外新增确诊病例降为个位数，治愈出院人数远超确诊病例人数，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3位数［10］。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米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高点相比，2月17日，即武汉市“封城”的第26天，实现了“3个首次”: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2 000例以内，湖北省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全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疫情形势进一步出现向好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于2月18日表示，中国目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手段”都是正确的，期待所有国家都能采取基于事实的公共卫生措施［12］。
上述研究数据及专业评论表明，逐步升级的防控措施起到了有效地遏制疫情蔓延的效果。这一系列紧急公共卫生措施带来的正面效果远高于负面后果，受益远高于风险，有效且效用较高。
4小 结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封城、隔离等紧急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是为控制疫情快速蔓延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但也是成功抗疫的必要举措。这些措施给全社会带来了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治愈疾病的正面效果，同时也给部分人群带来自由受限等负面后果。但是这些措施在伤害最小化的前提下争取受益最大化，尽力弥补负面后果，使被限制活动自由的部分人群可能受到的伤害最小化，使他们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这些措施带来的受益与风险的比值足够大，已经产生了正面的公共卫生效果，可以得到公共卫生伦理的道德辩护。
参 考 文 献
［1］张琳，李国红，郑志杰．公共卫生伦理学简论［J］．生命科学，2012，24(11):1 345－1 350．
［2］张雷，郝纯毅，廖红舞，等．公共卫生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与核心价值［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1):35－37．
［3］翟晓梅，邱仁宗．公共卫生伦理学的结构和若干基本论题［J］．医学与哲学，2017，38(7A):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员会公告［EB/OL］．(2020－01－20)［2020－03－01］．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1/44a3b8245e8049d2837a4f27529cd386．shtml．
［5］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9号)［EB/OL］．(2020－01－25)［2020－03－01］．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5/content_5472165．htm．
［6］Childress JF，FadenＲＲ，GaareＲD，et al．Public health ethics:mapping the terrain［J］．J Law Med Ethics，2002，30(2):170－178．
［7］Spike JP．Principles for public health ethics［J］．Ethics Med Public Heal，2018，4:13－20．
［8］Schrder-Bck P，Duncan P，Sherlaw W，et al．Teaching seven principles for public health ethics:towards a curriculum for a short course on ethics in public health programmes［J］．BMC Med Ethics，2014，15(1):73．
［9］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41(2):145－151．
［10］央视网．国家卫健委: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病例16连降医疗救治效果明显［EB/OL］．(2020－02－20)［2020－03－01］．http://news．cctv．com/2020/02/20/AＲTIf5de 129tCuCYAcＲFcU74200220．shtml．
［11］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2月19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EB/OL］．(2020－02－20)［2020－03－01］．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2/t20200220_2141276．shtml．
［12］新华网．世卫组织认同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和战术手段［EB/OL］．(2020－02－19)［2020－03－01］．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19/c_1125595 673．htm．
●参考文献类型及标识
根据GB 3469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专著论文集报纸文章期刊文章学位论文报告标准专利文献类型标识M C N J D Ｒ S P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电子参考文献类型数据库计算机程序电子公告电子文献类型标识DB CP EB
